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古代图书文化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、鼓舞中国青年的传统题目。早在50年代，业师刘国钧教授就为“爱国主义小丛书”撰写了《可爱的中国书》，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，写成了《中国书的故事》。80年代以来，张岱年先生曾指出：“中国的历史典籍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最为丰富”（《宇宙与人生》270页）；季羡林先生也指出：“古来藏书与读书的风气，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”，然而“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”（《藏书与读书》）。1996年，任继愈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》已出百种之中，讲图书文化史的就占十种之多。这十种书把张、季二先生的卓见落实了，把刘先生的业绩大大扩大了。
拜读浏览之余，得到三个突出的印象：
首先是选题上深广的新开掘。十种书中有两种是综合性的，即书籍史话和藏书史话。书籍史书所在多有，但李致忠的书籍史话区分了初期书籍与正规书籍，还区分了雕版发明与书籍印制，颇具新意。藏书史话确是一种创新的开拓。对于即将问世的两部均百万字之多的藏书史来说，焦著这八万字也是独着先鞭之作。《中国的文房四宝》一书选题之新颖，更是令人耳目一新，一改读书人不重技艺“小道”的思维定势，在工艺这一层次的“文化财”上尽展先民的心灵手巧。笔墨的贵于黄金，宣纸的巧夺天工，砚铭的文化积蕴，给人以全新的意境。其他7个题目，大体复盖了中国古书四部的三个大类，“四书五经”、“字典词典”，略尽“经部”之大体；“史籍”、“方志”、“年谱”、“家谱”、“政书”等皆属史部；“科学典籍”是对子部书最富积极意义的开掘。共涉足了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方志学、牒谱学、农学、医药学、化学、数学等诸多学科领域。惟“集部”，恐系与文学史选题有涉，在这十种书内没有涉及。
其次是具体知识的充实精确。十种书的作者多是资深的学者，经验丰富、征引材料严谨可靠。戚志芬先生以古稀之年执笔了《中国的类书、政书和丛书》，以多年咨询的实际经历，告诉我们古代足球资料在哪里，李贺“犬书曾去洛”典出何处，她甚至能告诉我们《四库全书》南三阁本在京城何处钞成的地址。这种少见的可靠的具体知识，在丛书其它各册里也处处可见，是这套书吸引读者的一大特色。例如《中国字典词典史话》报出了汉字数量的历次统计；《五经四书说略》介绍了《春秋》中人类最早的流星雨记录的日期（公元前687年3月16日）。
第三，与上述紧相联系的，是十种书宁静致远的“寓教于智”的文风。这里的智就是知识和智慧，是心平气和的摆事实讲道理。爱国主义的情操与自豪感，是在阅读中自然生发出来的。当你看到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与流星雨的记载均见诸先民之手笔，读到纸墨笔砚怎样在先民手中精益求精……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何感想是不言而喻的。这套书断限一般不止于古代，多数涉及到了近现代。焦著藏书史话就不仅把古代的辉煌且把近代的厄运诉诸读者。他将与南京大屠杀并行的“文化大屠杀”昭示于史册：南京70多处藏书的精华，被日本政府“动用卡车310辆次，将88万册劫往日本。”李著书籍史话引书证后指出，中国“关于印制书籍最早的记载”应是唐太宗长孙皇后去世（公元636年）后不久，“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，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”。他平心静气地宣告，“以流存的实物为证，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”的关于雕版印刷发明说，不能成立。
我希望丛书编委会继续为我们组织提供有关中国图书文化史，以至阅读文化史的佳构，如中国古代的笔记、游记与日记，又如中国古人苦读的故事，让先民遗韵在建设阅读社会（ReadingSociety）的今天再领风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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